世俗化与新兴宗教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演讲时遭枪击身亡。疑犯事后供称，其母亲信奉某宗教团体导致破产，由于该团体与安倍关系密切，因此才痛下杀手。

7月4日，香港新特首李家超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提到，自己练气功超过25年。在过往访问中，他也曾表示因为练气功已不太需看医生，更达到“师傅级”水准。

7月1日，香港歌手林二汶新歌《中华颂》发布，在网络上引起争议，不少粉丝对此感到极为失望。此后网友“寻图索骥”，发现早前林二汶加入道教组织“玄武财神殿”，可能是她转变的原因。针对该组织来历和师尊背景的猜测和探究不断，更有人联想到X-Japan主唱Toshi曾自曝被日本邪教组织Home of Heart洗脑控制更成为敛财工具12年。

短时间内发生数起与另类宗教团体有关新闻事件，不禁让人对它们的来路不断揣测，“邪教”、“敛财”、“洗脑”等画面立刻在脑中浮现。

▲ 2015年3月3日，韩国加平郡，数千对夫妇参加统一教会集体婚礼。

▲ 2022年7月4日，香港特首李家超接受央视访问时称经常“练气功”。

▲ 2019年10月26日，中国西安市，林二汶参加某财神庙前合影。

对于李家超、林二汶等的批评，有很多除却个人因素之外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基础。但一提起这些另类宗教团体，就会联想产生这些负面印象，也存在一些不精确的部分。原因恐怕离不开二十世纪下半叶，数起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群体杀人或自杀事件背后，都有它们的身影。比如分别在七十和九十年代发生集体自杀事件的人民圣殿教（The Peoples Temple of the Disciples of Christ）和天堂之门（Heaven’s Gate），以及策划实施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然而事实上，这只是新兴宗教团体中极少数的个案，大多情况下，并不至于“邪”到反人类反社会的地步。

但另一方面，这些在人们印象中“非理性”的新兴宗教固然有在现代社会中“合理”的存在部分，但公众对他们的质疑，在于人们通过这些特殊案例提出了一个更具公共性的问题：在我们看待宗教的时候，评价的标准是私域还是公共责任？是否我们对安身立命的追求只应该是自我得到满足，还是我们也应该追求对社会更大的责任？

新兴宗教是邪教？异端？还是Cult？

当代大众概念中所谓的“邪教”，或者为人熟知的主流宗教之外的宗教团体，学界通常称之为“新兴宗教”（New Religious Movement），这个名词最初指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西方出现的宗教运动或新宗教团体。1999年，根据宗教社会学家Eileen Barker估计，欧洲大约有2000个新兴宗教运动，日本有800-1000个，而美、亚、非、大洋地区加起来则可能有10000个，总共有1200万以上信徒。

尽管规模庞大，但新兴宗教的特质却难以概括或者描述，不同的地区之间就存在巨大差异。比如在基督教传统的欧美，一些传入的东方宗教传统也被视为新兴宗教；而在儒道佛背景的台湾和中国，不少新兴宗教都是从佛教或者道教传统中延伸变化而出；至于日本的新兴宗教运动，甚至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开始而自成一派。正是这种碎片性、含混性和多元性，让“新兴宗教”这个词汇在学界更为流行，为的是客观地对这种宗教现象进行研究。

对于大众来说，“新兴宗教”听上去含混不清，反映不出这些宗教团体的面貌；而这些宗教团体自己对“新兴宗教”这个称呼也不买帐——因为他们都视自己为有道统的正经宗教信仰，对于向来谁都可以自立门户开坛作法的东方宗教尤是如此，比如六七十年代风靡欧美的奎师那知觉运动（ISKCON）就可看作不过一个印度教Guru自己创设的门派；“玄武财神殿”也自称是延续自台湾的宫庙，那又何来“新兴”之有？

在欧美大众文化中更常用“膜拜团体”（Cult）来形容这些新兴宗教团体，尽管Cult的概念和历史悠久而复杂，但在谈及新兴宗教的时候，往往只是聚焦在其“偏离正道”的负面刻板印象之上，并被粗疏地翻译为中文语境中的“邪教”。

“邪教”的概念，自然是与正统相对应，柯保罗的China and Christianity中，就提出中国宗教的正/邪之分，在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中国能登堂入室的正统宗教便只有儒教，其余都是旁门左道，但只要不对政权和正统构成威胁，就可以安然处之；但若是胆敢造次，就必当作异端邪说而斩草除根。可以说对宗教的正邪之分，无关教义，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统治术，维护政权稳定。

这种逻辑也延续到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中国名义上只有五大宗教，但并不妨碍各种民间信仰、灵性运动的发展，甚至连官方也曾在八十年代推动过气功热。然而一旦由治变乱，某宗教被怀疑有危害地方治安，甚至触动政权稳定的危险，官方就会出手以整顿“邪教”的名义进行打击，这其中最大的一次打击便是1999年对法轮功的镇压。如果搜索中国大陆有关“邪教”的学术文章，标题关键词往往是与“乱象”、“防范”、“整顿”、“治理”等挂钩，邪教在此不关宗教事，似乎更关政治事。

台湾亦是如此，国民党在1949年之后也曾对新兴宗教团体进行压制，比如取缔由中国和日本传入的一贯道和创价学会等，包括基督教长老教会，虽然为基督教主流宗派，亦因其政治主张而遭到政府压制，政府对宗教团体的态度和管理，更多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正是因此，1987年解严之后，随著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注册开放，台湾新兴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并引发了一波宗教热潮。这也是为什么在宗教自由的社会，邪教只能作为民间用语使用，却不能让政府用来给某些宗教团体定性并加以干涉，因为这往往会出现为政治目的干涉宗教自由的风险。

无论是邪教、Cult、还是新兴宗教，这些名词所指代的是多少相似但未必完全一致的一些宗教团体，但彼此无法取代，也难说彼此的形容有问题，皆看你是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宗教团体。比如来自中国源于基督教的全能神教，对研究学者来说是新兴宗教，对基督教主流教会来说是异端，对中国政府来说，则是邪教。

新兴宗教的诞生恰恰充满现代性

新兴宗教固然充满暧昧性，又很难一概而论，但可从英语名称中看出端倪：New Religious Movement，与其说是一个新的宗教流派或宗教形式，不如说是一场仍在进行中的运动。其实，所有我们当下习以为常的传统宗教都是从一场宗教运动开始。比如说，基督教的起源就是从犹太教中发起的一场耶稣运动，而佛教是源于婆罗门教，锡克教则是集印度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为一体的宗教革命。而在宗教内部也不断有运动发生，比如基督新教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成果，新教内部的清教徒运动和大觉醒运动促成了现今的不同新教主流宗派的诞生。

宗教运动并非新事，其之所以出现往往与当时社会的变迁改革有关，而这场新兴宗教运动出现的社会背景，便是学者们在六十年代指出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社会现象，指的是随著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控制不断受限制，社会认同的价值观与制度也逐步世俗化，以致最终宗教将走向消亡不复存在。确实在上世纪下半叶，西方的传统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面临著大量的教友流失，共产主义政权也在努力消灭宗教，但宗教本身却没有如同世俗化理论预言般消亡，相反，五十年过去，在宗教领域人们谈论的是宗教复兴和灵性运动，而这其中有很大部分，与新兴宗教相关，但学者们并不认为新兴宗教的出现，证伪了世俗化理论，相反它可能是世俗化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世俗化，并不见得是指宗教影响力的消失，而是新的宗教形式的出现。而在传统结构的松动中，旧的传统受到挑战，却也有可能在其他方面（新的意义形式和新宗教）产生和现代人生活场域更吻合的一种“宗教性”（Religiosity）」。

在《“新兴宗教运动”的意义及其社会学意涵》中，林本炫总结了Bryan Wilson所提出的新兴宗教可以取代传统的特性，其中包括对传统宗教“属灵菁英主义”、“得救制度化手段”的反动；提供给信众“更简便的、快速的、更明确的得救方式”、理性的得救手段，以及宗教品味和诉求多元化以及小众化。

与传统宗教比较，新兴宗教在形式上没有太强权威性，要求信众接受并进入一套既定的复杂信仰体系，相反它们的诸多特征都迎合世俗化时代个体特性，理性化、个体化、注重个人需求得到满足，多如繁星的新兴宗教，总有一款适合你。无怪乎林本炫说，“新兴宗教运动其实已经比较像是一种消费，人们就像是在宗教的超级市场里各取所需，少有人在意宗教里的真理宣称。”

在《台湾的新兴宗教》中，瞿海源提出了新兴宗教的两个看似矛盾的特性，“新兴宗教在教义上有两个特征，一是玄妙，二是简单。玄妙来自于这类宗教领袖的特质，即具有神奇的大能。不论所显现得多玄妙，新兴宗教领袖强调的教义又多很简易，核心道理很少，让有心人很容易掌握。这种玄妙而又简单的特征吸引力极大，对现代人而言，这些新兴宗教就像是宗教的速食店，很适合他们的口味。”

这里我们留意到新兴宗教又一个令人感到矛盾的地方，虽然新兴宗教的出现是迎合当代社会对宗教权威的反动，何以几乎大多数新兴宗教都有一个“克里斯马”式的宗教领袖或教主？教众都对其号称的神通广大毫不怀疑更是俯首贴耳？

1974年，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出版The Stars Down to Earth，分析洛杉矶时报的星座专栏，探讨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在这么样理性化的情况之下，会诞生这么不理性的文化。他研究发现，当代生活的细致分工让人处于好像有很多知识但其实没有知识的状态，比如你问一个做金融的人，关于买卖股票的问题，也许他能说得头头是道，但如果要他说说自己正使用的数据流量背后是什么原理，他却可能毫无头绪。这种知识上的不平衡，让人总是对生活感到不确定，有太多自己无法把握的盲点，所以就会产生无力感，以及依赖感和顺从威权性的特征。

尽管阿多诺是用它来解释星座的流行，但与新兴宗教也有共通之处。这或许也能解释何以新兴宗教的教义无论玄妙还是简单，但面对人生数之不尽的不解和疑问，它总能提供答案或者一篮子的解决方案；相反的，传统宗教的教义或经典有时往往无法直接解决信众的疑问，甚至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更有时要透过一套复杂的神学阐释才会得出一个甚至好几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毕竟，当人因未知而感到恐慌迷茫的时候，更需要的是一种所有问题都被解答、所有疑惑都被安置妥当的安全感。

自由追寻灵性的年代，安身立命的选择或许本就多怪异

然而，就算宗教社会学家可以建构理论来解释新兴宗教为何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但依旧无法解决大众的疑问，有些新兴宗教的教义看上去就很弱智，为什么在科学昌明教育普及的当下还是有人会相信，以致被骗财骗色，甚至作出有悖其性格和常理的事情？有些相信这些宗教就是针对低教育或者老年人行骗的，也有些相信是那些人被洗脑了，或者本身性格有缺陷才被利用了，这样才能合理化在崇尚理性、科学的现代生活中，会有这样的脱序现象。

或许有悖于对民间宗教信仰一般的想像，参与新兴宗教的信众中，不乏年轻、中产阶级、有较好的教育背景者的人。而事实上，研究新兴宗教的目标群体本来就可能毫无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群体非常个性化的需求而产生族繁不及备载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团体。而如果认为加入新兴宗教团体的人都是被洗脑利用，则其实变相矮化（Disempower）了个体，认为他完全是一个傀儡，而毫无担当责任或者实践自由意志的能力。

或许我们要接受的是，在一个个体自由追寻灵性的年代，就是会有人基于自由意志，而选择一些在我们看来可信度极其低几近匪夷所思的宗教。

丁仁杰的《当代台湾新兴宗教的信仰体系及其“可信性”：五个新兴宗教团体的考察》就是基于这样的动机考察了台湾的五个新兴宗教团体。在文中作者认为“出于与传统信仰的差异，旁观者很容易讲信仰新兴宗教看成一件违反常理的事情（例如崇拜教主、相信新奇事物、相信个人超能力等），连带认为其所建构的信仰体系特别脆弱，这种看法可以称之为“脆弱性假说”（Fragility assumption）。

这种“假说”接著假设，既然这个信仰体系那么脆弱，那么一定有一个特别强的“可信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也就是团体内部的社会支持体系，来让信徒克服外在的质询和挑战，或者是教团会有特殊策略来面对外界，以让信徒的信仰不致于受到否定。”这也反映不少大众的另一种合理化看法，即新兴宗教团体一定有特别的控制人的手段。

但最后作者的发现是，这些信仰团体根本不需要透过社会性的“可信结构”来留住教众，往往其信仰体系本身就已经有了自圆其说的性质。也就是说，或者当事人自欺欺人，或者该团体的教义已经足够健全以说服教众，也就是说其“内部可信性”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那为什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还是会有“邪教”，“敛财”，“洗脑”的感觉呢？拿传统宗教来做对比，两者都已经建立了“内部可信性”，如果说新兴宗教“敛财”，但对不信任宗教团体的人来说，基督教会要求“十一奉献”，天主教会累积大量教产投资，又或者有些佛门子弟捐出自己半数身家，难道不也是一种敛财吗？如果说新兴宗教“洗脑”，那么对无神论者来说，相信转世轮回、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相信神迹，不也是一种洗脑吗？就算我们认同传统宗教团体和体制有道德污点，其教义有迷信荒谬之处，但大众仍不会带著怀疑的眼神，认为这些宗教就是一个上千年的大骗局。

“宗教”与“神棍”间是否有界线？

一个宗教是否能信服大众并无关其是否能信服内部教众，让大众在“宗教”和“神棍”之间划下界线的，往往是这个宗教是否有“外部可信性”，即它是否有体现社会责任，是否有公关形象，以证明其宗教信仰并非居心叵测，而是要慈惠人间。而一般来说，新兴宗教苦心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服教众、满足教众的心灵需求，但对大众的目光或者所谓社会形象，并不那么在乎。

新兴宗教虽然是当代社会世俗化所产生的现象，但因为它内聚的特性，使得它往往在社会中呈现一种“他者”的形象，更对于我们主流大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常识带来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种种“差异”在我们眼中就会被放大成“怪异”甚至是“邪门”。

在当代社会，其实每个人都在拷问、追寻安身立命这个问题，更是在多元化世俗化的社会中，并不一定要寻求宗教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社会中有很多选择都可以赋予人们安身立命的价值，比如经济能力、社会地位、个人追求、意识形态等。不同社会更有不同的主导价值观，可能在香港社会中，有一层楼就已经可以解决一个人大部分的焦虑；在当下中国，爱国主义也可以，甚至被教化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如果抽离地想一想，其实大多数人安身立命的选择，和新兴宗教的信众一样，不过都是基于个人需求而做出的选择。

而为什么到今日我们看到“宗教”这两个字眼还有一些别样的期待？或许正因为，宗教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安身立命。

（胡清心，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博士）